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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文化

创建时间:2015年06月26日 | 文档来源: | 作者: | 浏览次数:


清代以来,伊斯兰教在文化领域,带有中国特色的寺院经堂教育的兴起和译著活动的出现,具有重大的意义。云南伊斯兰教学术活动的开展,既有利于伊斯兰教的自立图存与发展,也有利于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族文化的交融。

在漫长的岁月里,伊斯兰文化在云南红土地上从传播发展,到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穆斯林社会相融合、相结合,出现了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发生在清代。清代,云南穆斯林把注意力转移到伊斯兰精神文化的介绍、发展、融汇方面,开始了云南伊斯兰史上学理的建设,这集中表现在经堂教育的建立,汉文译著的开展两个方面。第二次高潮发生于民国时期。又称近代云南穆斯林的新文化运动。始于20世纪初,它提出了改良宗教,发展教育的主张。主要内容有:创办新式学校、创办学术刊物、派遣留学生、翻译《古兰经》等。

清代以来云南穆斯林的伊斯兰文化运动是由一批献身民族与宗教,热爱祖国,热心教育,主张改革的知名学者、阿訇倡导推动的,云南伊斯兰文化运动的开展又把他们推到宗教与学术的前列,他们被造就成为一代高层次文化层面上的知名学者、阿訇。在云南穆斯林的伊斯兰文化运动史上最负盛名的是马注、马德新、马联元、马坚等先贤。

1 马注与《清真指南》

马注,字文炳,号仲修。经名尤素福。明崇祯13年(1640)出生于云南保山。据说是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的15世孙,自称“圣裔”。

马注幼年家境贫苦,父亲在他7岁时就“归真”了,依赖母亲耕织谋生。哥哥渥虽然稍长,但他很早就负担起生活艰辛,上山放牧,下田种地,努力谋取必要经济能力供马注上学读书。马注18岁时考中秀才,2年后在南明永历帝小朝廷先后任中书和锦衣侍御之职。清顺治16年(1659)永历政权覆灭后,马注隐居教书,并著了《经权集》和《樗樵录》2部文集,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

康熙8年(1669),马注离开云南,到达北京。康熙23年(1684)离京南下。这一时期,他一面在宗王府教读旗下弟子,一面与当地回族经师、学者探究伊斯兰教义与宗教哲学,并立志阐扬宗教学问,遂撰辑《清真指南》。

1684年9月,马注离京,沿运河南下苏皖,又溯江而上到武汉,复折返河南,入陕西、越秦岭巴山,再度穿越四川而返回云南,走了4年。在各地交结了许多回族有识之士,都得他们赠诗勉励。

马注回到家乡后,对《清真指南》进行增补订正。1710年,他已届71岁高龄,尚写作《左道通晓》。此后,有关他的记载就一无所见了,连确要的卒年也无从查考。

《清真指南》成书历时30年。《清真指南》共分10卷,全书约20余万言,包括伊斯兰和回族的历史、经义、哲学、教律、天文、传说等。这部著作不仅材料丰富,而且每一问题都有作者独到的见解,每一见解都引证阿拉伯文的经典作为论据。如按体例分,全书可分为译和著2个部分,“集群经而摘其粹”是译述部分,其它有关宗教哲理、教义和民俗方面的诗文,属于著作部分。《清真指南》传布范围十分广泛,本书还未刊印之前,各地回族已有传抄,刊印之后,风行一时,为清真寺经堂竟相采用。

2 马德新及其译著

马德新,字复初。清乾隆59年(1794)生于云南大理。幼年时跟随他的父亲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年青时,他到陕西著名学者周大阿訇处拜师研读伊斯兰经籍。两次赴麦加朝觐,并到埃及、叙利亚、奥斯曼(今土耳其),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等地游学侨居,前后近10年。每到一地,皆勤搜书籍,抄录珍本,并向当地学者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哲学、法律、历史、天文及文学知识。

回国后,马德新名噪一时,先后在云南临安(今建水)回陇、玉溪大营等穆斯林聚居区设帐教学,成为省内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中心人物。不少云南著名学者出其门下。其中最杰出的有马安礼、马开科、马联元等,而再传弟子达一千余人。

马德新后半生处于兵戈动乱之中,动乱的社会现实,使他于世事现象看到社会本质,于暂时中体验到永恒,潜思默察,抉微悉奥,著书立说,阐述伊斯兰哲学。他一生完成了大量的阿文著作和汉文译著,其论述伊斯兰教义教法的书就有22种。他的阿拉伯文著作《礼法启爱》、《环宇述要》、《道行究竟》、《天方历源》等17种,被选作经堂教育教材。他的汉文著述,基本上由自己口授其意,再经门人马安礼、马开科笔录,润色完成。主要汉文译著有《宝命真经(古兰经)直解》5卷、《大化总归》1卷、《四典要会》4卷等8种,其见解之新颖深邃,振聋发聩,其治学之严谨,缜密之心,跃然纸上。

主要著作《四典要会》由“信源六箴”、“礼功精义”、“幽明释义”、“正异考述”等4个部分组成。内容为“遵中国之礼,引孔孟之章,译出天道人道之至理,指破生来死去之关头。”读此书“不但使吾教人容易知晓,即儒教诸君子咸知吾教非杨墨之道也”。第一部分共6章,所谓信源,意思为信仰的根源,阐述信真主、信天仙、信真经、信圣人、信复生信前定等六大基本信条的意义。第二部分共8章,分述礼拜的道理,重要、成环、利益,并驳斥对礼拜的俗说和谬论。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今后世之理,解世俗之疑,驳斥俗说之谬,共17章。第四部分辩明教中异说之由来及产生的原因,共12章。

《大化总归》和《四典要会》一样,皆是马德新的代表作。原书阿拉伯文名为《甫苏思》。从内容上讲,是《四典要会》的发展,目的是针对“王(岱舆)刘(智)诸公于后世复生一切多所厥略”而进行填补“空白”。该书序言说:“后世者,生死之大关。幽明之至义,原始返终之要道也。造物之全体大用,圣贤之复命归真,庶汇之知能长养,非此概不能显,奈何王刘诸公不著也,或著之而未刊也”,所以马德新“必叮咛反复者,欲为真主了一造化之大局也”。其“大化”指真主化育万世,化生万物;“总归”指万世万物都要返本还原,“复生归真”。全书分上下2卷,着重讲后世及死后复生,并喻今世为梦,后世为醒;今世非后世不显,后世非今世不彰。天堂乃“真主报签一切善人之所造,地狱乃为好恶者之所归。”

马德新在其著作中既把伊斯兰教和人们的认识行为联系起来,以此揭示伊斯兰教的本质,更令人注意的是,他在探讨了宇宙的本原及其“显化流行之秩序”后,又推论出这种演化在抵达“复命归真”这个理论上的最高止境前,是不断前进、永远不停的。这一过程似实而虚,似有而无,从无到有再到无,既是“一”又是“万”,又连续又中断,以致构成一系列存在环节及其森罗万象,从而向传统的形而上学观念提出了挑战。在《大化总归》中,他从“化”与“归”的关系着手,认为宇宙的演化分为不同性质的阶段:先天、中天、后天。先天“有理而无象”,浑然为一,只有真主之本然;中天灿然开化,即理而显象;后天由象复理,宇宙万物消灭,复归于一理。先天中天后天的演化,是由于先天浑然为一,所以真一开起化之原;中天灿然分明,所以数一立成化之本;后天厘然虚化,故体一顺化之机。他还进一步提出“无一物之不化者,实无一物之不归”,“化”中有“归”,“归”中有“化”。“化”向自己的对立面“归”转化。“化”是由因导果,“归”是由果至因。“化”是显著性,“归”是隐性的,“化”与“归”互相包容又互相区别。马德新在认识方面的辩证的“合理内核”也反映在其它著作中。如《道行究竟》中提出“真一显化流行之秩序”,提出宇宙的本质起于“真一”,但宇宙的演化却呈现“理”、“象”二元。从一元到二元,从二元回归到一元,这是从“一”到“万”再到“一”,从真有到幻有再回归到真有的辩证发展过程。

马德新还本着“搜刮群书,是者存之,非者革之,繁者删之,简者就之。杜虚诞不经之谈,归大中至正之道,俾学者易于从由,教者难于感乱“的宗旨,整理了前代学者的遗著。如王岱舆的《正教真诠》、马注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等。这些前人由于时代局限,在著作中为了充实内容,往往把伊斯兰教经籍中的某些传说、神话、甚至中国民间流传的因果报应、赏善罚恶故事当作确凿的材料写入书中,对诸如先知的感应、登霄的奇迹、天国的极乐、死亡的恐怖、炼狱的酷烈,极尽夸张之手法,占据了不少篇幅。马德新对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编纂了《真诠要录》、《指南要言》、《天方性理注释》、《至圣实录宝训》等书。这此节本比原作洗炼,逻辑性强,更具有说服力,显示了马德新非凡的见识和讲究实际的文风,他主张以理服人,反对空洞说教,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的良好学风,对云南的伊斯兰教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3 古迹文物

赛典赤·赡思丁墓

        赛典赤·赡思丁(1210-1279),全名是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布哈拉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元史》记载:成吉思汗西征时,赛典赤·赡思丁一家率领千骑,带着文豹、白鹘之类的珍禽异兽前去迎接,后来随成吉思汗东迁。元中统二年(1261)任中书省平章政事,统理中央财政,元至元元年(1264)出任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至元十一年(1274),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他为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为云南设立行省的第一任行政长官,在云南任职6年期间,改革行政体制,把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改为路、府、州、县,加强了元王朝对云南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他大力发展经济,鼓励屯垦,推广稻谷种植,关念民间疾苦,贷牛种、耕具等,减轻赋税徭役,减轻人民负担,使农桑得以发展;大力兴修水利,在昆明修建松华坝、治理滇池,开凿金汁河、银汁河、宝象河等6条人工河道,兴建了较完善的农田灌溉水利系统工程;积极发展文教事业,至元十三年在昆明五华山修建学校,劝导各族子弟入学,兴建孔子庙、明伦堂,宣扬儒学,设立测景所,观测日月蚀和推算四时节令,设立惠民药局,治疗疾病,供给药物,在云南各族人中传播了内地先进文化及天文、历法、医学等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了云南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各民族首领采取团结方针,缓和了民族矛盾,受到云南各族人民的敬仰。史称他在云南“秉政六年”,“旧政一新”。

他入云南时,大批回回人随之入滇,为云南回族的主要族源;他在当时的昆明、大理、临安等地相继修建了一批清真寺,促进伊斯兰教的传播。他政绩卓著,为发展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等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逝世后,“百姓巷哭”、“邦之父老入请诸朝刻石颂功,立庙祀之”,朝庭追封为咸阳王,改谥忠惠。

其葬于昆明北郊松华坝马家岭。民国时期,赛典赤·赡思丁墓无人保护和维修,受到极大的自然破坏,墓碑也遭到损毁,字迹不能辨识。1984年,云南省人民政府拨款3万元修复。修复前,省、市文物部门多次找昆明市伊斯兰教协会讨论,商定修理事宜,经过多次现场勘察和各方面人士反复研究,制定了修理计划和施工方案。修复工程于1986年2月完成。墓的四周用石砌成,墓顶培土成半圆;墓南面立有墓碑,墓碑上部为半圆形,刻有阿拉伯文字,下部正中用中文书写“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墓”11个大字,左上侧书“生于二一0年,卒于一二七九年”两行小字,右下侧书“云南省人民政府,一九八六年二月立”两行小字。墓地四周有围栏,墓地内遍植树木花草。

清代曾经在当年的古道昆明五里多建了1座赛典赤·赡思丁纪念冢。现在仍保存于昆明市拓东路五里多的小学内。1917年重修后的纪念冢为长方形石砌高冢,上有石刻屋檐盖板。纪念冢正面刻“元咸阳王赡思丁墓”,左面刻《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右面刻民国6年(1917)袁嘉谷撰写的《重修感阳王陵记》,上有石刻屋檐盖板。

1981年,五里多小学捐资整修,复原了冢地台基、石阶等处,并在四周遍植花木。

赛典赤·赡思丁墓(包括纪念冢)已列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它是云南各族人民凭吊赛典赤·赡思丁的场所,昆明地区的穆斯林,每年都要到墓地举行纪念活动和扫墓,敬诵《古兰经》,为他祷告。

 

 

马哈只碑 

 

马哈只碑是明代永乐三年(1405)我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为他的父亲马哈只立的墓碑,现在晋宁县昆阳镇郑和公园内。碑为红砂石质,高1.6米,宽0.93米,额呈半圆形,上篆刻“故马公墓志铭”,通称马哈只碑。四周刻卷草纹饰,下为沙石龟座。碑阳正文共14行,每行28字,行文简练,字体秀丽,为明朝大学士李至刚撰书。

郑和(1371-1435),中国明代著名回族航海家、外交家,云南昆阳(今昆明晋宁县)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到过圣地麦加朝觐,所以被尊称为“哈只”。按“凡有汉芷(哈只)之称者,乡俗不复称其名,今犹然矣。”(袁嘉谷:《昆明马哈只碑跋》)。郑和原姓马,名文和,小字三宝,1404年(永乐二年),由明成祖御书赐姓为郑,任内宫监太监,后官至南京守备。公元1405至1433年间,受命统帅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队7次出使西洋,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辟了横渡印度洋到东非洲的航道,比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达.伽马1409年到达好望角要早半个多世纪,是世界航海史和中外交通史上的一大壮举,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1435年卒于南京,赐葬于南京牛首山,其墓圹呈长方形,南北走向,长约150米,东西宽约60米,墓顶高约8米。1985年,南京市政府重修,建亭立碑,现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雕板伊斯兰教典籍

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云南穆斯林大量镌刻伊斯兰教经典及中国伊斯兰教学者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马联元等人的译著。这些木刻刊印的经书典籍流传全国,并为各地清真寺经堂竞相采用为教材。当时这些雕板收藏于昆明市南城清真寺内。抗日战争期间,昆明时遭空袭,云南省回教救国协会曾将全部雕板疏散至市郊黄土坡及昆阳和嵩明等地,辗转移藏中,丧失不少。“文化大革命”初期“扫四旧”时,南城清真寺遭冲击,所藏经书典籍被付之一炬;雕板也被大肆搜抄,堆积院内纵火焚烧,幸雕板系硬质木材,不易燃烧,又经及时抢救,得免悉数化为灰烬。

1984年,昆明市、云南省伊斯兰教协会相继成立,在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首先将清理旧藏经籍雕板列为工作重点,组织人力,专人负责,经过3个月全面清点核实,查明《宝命真经》30卷雕板共1946片、3571页面,全部完整无缺。这部《宝命真经》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联元主持,云南穆期林大力资助,田家培阿訇书写而成的云南第二次木刻《古兰经》。据文物考古专家考证,认为云南木刻板《古兰经》“堪称海内孤板,唯我独有”。同时,还清理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伊斯兰教典籍雕板百余种,完整无缺的有70余种。

4 创办学术刊物

近现代以来,云南伊斯兰教又出现了新的气象,标志之一是编辑出版伊斯兰教中文定期报刊,通过这种影响广泛的舆论媒介,向社会各族各界介绍伊斯兰教,并参与社会生活。

1912年,中国回教俱进会云南支部在欢庆中华民国诞生的热烈气氛中成立了,为了“知共和真理,所以清真教友之学识兼优者,急起编辑报纸,以饷回族人民”。在此社会背景下,于民国4年(1915)2月创刊的云南《清真月报》是一个里程碑,对开启后来发挥了重要贡献。到民国38(1949)年9月止,在前后30多年时间,云南伊斯兰教中文刊物年有兴替,种类之丰富在中国名列前茅。继《清真月报》之后,民国6年(1917)创办《清真旬报》,民国18年(1929)《清真铎报》创刊,民国21年(1932)办《云南伊斯兰画刊》,民国33年(1943)《新穆民》在昆明面世,民国37年又创办了《清真铎报副刊》和《伊斯兰通讯》。此外,还有一些地区也创办了期刊,抗日战争时期有下关的《催醒壁报》,开远的《春雨》等,解放战争时期有蒙自县沙甸(今属个旧市)林松等创办的《弟妹们》。

上述种种报刊中,数《滇真月报》和《滇真铎报》在中国影响最大。

《滇真月报》由中国回教俱进会云南支部主办。编辑长马德贵,副编辑长兼翻译沙平安,编辑员有李钧衡、马迁文、契吉康、马春有、李文秉等人。民国4年(1915)2月创刊,16开。共出版发行4期。

《滇真月报》的内容,可分为:

会务。如《论立俱进会之原因》、《说俱进会之意义》、《中国回教俱进会滇支部改组公启》、《寻甸回教俱进会振学社简章》,以及“通告”、各地分会来函等。内容丰富,极有史料价值,是研究云南伊期兰教团体及其活动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经著学说。如《说真主之体能》、《真-数-体-演义》、《心镜》、《大判理》、《壹玛尼解释》等。

史略概说。有《回教源流》、《余之清真正教观》、《滇真教之特色》、《母梭圣人小史》、《论宗教与道德之关系》等。

教育。如《敬告各属清真寺亟亟倡设小学校》、《云南回教俱进会推广小学详志》等。

清真寺管理。如《对于清查清真寺帐务评议》、《筹兴实业刍议》、《云南省南城清真寺清查帐务报告》等。

改良宗教。如《论缠足之害》、《天足会规程引》、《论敌清真正教之魔鬼》、《世袭掌教之可鄙》等。

《清真月报》发行量多达千余,在全国产生巨大反响,“远近热心宗教,存心济世之士,纷纷争购,盼若云霓,情洽意挚,先睹为快,山陬僻野,书函友驰”,同赞《清真月报》“宗旨纯正,编制井然,不禁为吾云南清真教民喜,并为吾中国清真教民喜。”

《滇真铎报》于伊斯兰教历1347年斋月[民国18年(1929)2月]创刊,由马适卿、马慕青主编,纳忠担任常务编辑。16开,每月出版1期。1931年底,因负责编辑及发行人“因公远行,或负芨海外”,影响了《清真铎报》正常出版,但仍勉强维持到1933年,共出版发行了29期,终于无力再支撑而停顿下来。1939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云南分会成立,深感应利用宣传舆论工具发挥伊斯兰教在抗日救亡斗争中的作用,同时,也有了人才条件,马坚、纳忠等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的人相继学成归省,还有不少著名回族学者如白寿彝等也云集当时抗战大后方--昆明,于是,“西南绝无仅有的回教刊物”--《清真铎报》,在酣睡了6个年头之后,醒过来了。复刊后的《清真铎报》向世人展示了她新的姿态,新的时代精神,正如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云南分会干事长马聪先生在《复刊词》中所写:“我们希望各位教胞更进一步精诚团结起来,以爱宗教之热诚爱国家,一致奋起,务尽其最大的努力,以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平等;同时使教外的同胞,认识回教的真象与特色,而排除回汉原有的隔膜与误会,使回汉同胞,真正团结起来,共赴国难。”《清真铎报》复刊后,先后担任主编的有马坚、纳忠、白寿彝、沙德珍、纳钟明、纳训等。主编职均系尽义务,没有分文报酬。但他们并不计较,本着为宗教服务的精神,惨淡经营,使刊物越办越出色,发行量逐年增加,1948年时达到2000余份。但是民国38年(1949)9月,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清真铎报》被迫停刊。

《清真铎报》的内容,可分为如下几类:

会务类。如《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云南省分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回协滇分会最近动态》、《会务纪要》等。这些资料忠实而具体地记录了云南伊斯兰教团体的活动。

宗教与社会类。这类文章丰富,从不同侧面论述和记载了伊斯兰教与国家、民族、道德的关系。如《伊斯兰的教诲》论述了伊斯兰教的和平、团结、博爱、忠告、宽大、公正、廉洁等伦理道德原则。《保卫国家是伊斯兰的信德》,阐述了伊斯兰教提倡爱护民族与国家,“无论在什么地方遇着敌人,就应该奋起击杀!把敌人驱逐出去!恢复他们占领的地方”的无畏爱国主义精神。解放战争期间,《滇真铎报》大量刊登了支持爱国民主运动的特写和报导,如《政治协商会议辑要》,《声授12.1学生运动》等。

文化教育类。如《救国救教要由普及教育着手》、《宗教人才与教育》、《古兰经与现代学术》、《回教与现代医学》、《改良中国回教教育刍议》、《伊斯兰教科学》、《回教精神与儒家思想》等,从多方面指出伊斯兰教是注重理性、提倡学问的宗教以及中国穆斯林为发展中国的文化科学做出了很大贡献。

史略概说。如《中国的伊斯兰教》、《题何慧青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之始末〉》、《明史何以误记回教隋时入华?》、《丙辰九十年》、《滇垣咸同十四年大祸记》、《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等。

经著学说。如《回教教义摘要》、《伊斯兰是什么》、《造物主之实在》、《教义学大纲序目》、《回教与女权》、《论斋的功能》、《忠孝节》等。这些结合中国伊斯兰教实际,解释、阐述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论说,对我们了解中国伊斯兰教的演变和特点极有帮助。

人物掌故。有《赛典赤赡思丁传》、《亡文传略》、《悼老友马元卿》、《云南教胞在历史上的贡献》。这些文章记述了自元代以来云南伊斯兰教史上的杰出人物,读后给人深刻的印象。

中阿友好交往。有《中国与阿拉伯之关系》,全面系统介绍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前后的中阿关系,概述了阿拉伯的政治、商业和文化情况。有一组有关派遣留埃学生及他们的学术活动的文章,是至今少有人知的十分珍贵的史料,如《致爱资哈尔大学校长书》、《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校长收录云南留学生复云南俱进会会长书》、《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中国学生部通知》、《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中国学生部部长沙儒诚敬告中国同教书》。

介绍国外伊斯兰教及省内外穆斯林的情况。有《土耳其回教的今昔》、《巴勒斯坦》、《西北纪行》、《生长在天堂中的穆斯林》(苏州通讯)、《凭吊凤凰寺》(杭州、嘉兴回胞现状)、《在暹罗的中国回胞》、《阿尔干半岛的回教》、《昆明庆祝圣诞节纪念大会散记》、《伊斯兰消息》。

《清真铎报》自创刊以来,经历过各种风风雨雨,但在全省、全国穆斯林的支持下,坚持爱国主义传统,办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实可谓解放前中国伊斯兰刊物的代表。”

5 派遣留学生

20世纪30年代初,云南伊斯兰教组织首次派出留学埃及学生。此后,中国回教俱进会又相继派遣了3批留学生。

20世纪初,沙国珍(儒诚)先生专程赴东南亚诸国考察伊斯兰教教育状况。20年代末,阿富汗穆斯林学者大章先生到云南考察伊斯兰教在中国现状。这期间,他专门向沙儒诚等云南穆斯林学者介绍了爱资哈尔大学的情况,并建议云南伊斯兰教团体向该校派遣留学生。后来当大章先生游学埃及时,专门向爱资哈尔大学介绍了云南伊斯兰教的情况,引起该校的兴趣和关注。所以当云南回教俱进会直接与校方联系,爱资哈尔大学校长马上回电欣然同意接纳中国穆斯林留学生的要求。

1931年上半年,云南伊斯兰教组织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联系,该校同意接受云南派出5名穆斯林学生。通过考试,明德中学学生纳忠、林仲明、张有成以及在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学习的马坚被选中,由老师沙国珍带队,组成留埃及学生团。1931年12月初,留埃及学生团5人在个旧市沙甸集中,作出发前的准备。1931年12月20日,顺利抵达埃及开罗。埃及政府、各界人士及爱资哈尔大学,对他们的到来非常重视,访问者络绎不绝,记者多次登门。一家埃及杂志报道:“中国回教五青年,组织一中国学生团,特来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研求阿文及伊斯兰宗教诸学。”另一家杂志援引爱资哈尔大学校方的话说:“爱资哈尔大学,诸当局,颇注重此事。”一家杂志还刊登了一张纳忠等5人的合影,合影是将记者在采访中分别抢拍的单人照片拼到一起合成的。

此后,中国各地伊斯兰学校又接连派遣了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留埃学生。民国22年(1933),爱资哈尔大学中国学生部正式成立,沙国珍被任命为部长。

爱资哈尔大学中国留学生简表

 

届  别

派 遣 学 校

派遣时间

姓  名

第一届

云南明德中学

1931年

沙国珍 

马  坚 

纳  忠 

林仲明 

张有成

儒  诚 子  实 子  嘉 子  敏 子  仁

第二届

北京成达师范学校

1932年

韩宏魁 

王世明 

金殿贵 

马金鹏

张秉铎

天  一  

 

允  嘉 志  程

第三届

云南明德中学

1934年

纳  训 

马俊武

林兴华

 

兴  周

第四届

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

1934年

金子常

定中明

胡恩钧 

林凤梧 

马有连

 

 

枋  权

 

印度来克劳大学院转

 

海维谅

 

中国留学生入学时,接受学校的严格摸底考试后,才正式开始学习。当时,爱资哈尔大学实行的还是旧学制,以宗教教育为基础,被称为经院学派,设有法学、哲学、文学、《古兰经》学、圣训学等12门课程。教学方法沿袭旧制;无教室、黑板和桌椅;每个教师领导一个教学圈,教师盘足坐在一把高大的方椅上,学生环坐在周围的地上听讲。学生可任选教师,取得教师同意后,便可环坐其膝下听课。学校每年举行一次考试,每个学生无论学历长短均可参加,考试及格即发给毕业证书。

由于中国留学生的阿拉伯语基础较差,不可能马上按爱资哈尔大学的教学方式选学课程,因此,学校派穆罕默德·载夫扎费教授专为他们讲授阿拉伯语,从小学的教科书讲起。经过1年半的学习后,他们才能各自选学一般课程。

云南留学生的生活十分俭朴,他们每人每月可以从学校得到2埃镑助学金,自己买菜买米,自己做饭,尽量省下钱来买书。由于经济拮据,他们常买些旧书,或买未装订的书页,自己装订。他们学习十分刻苦,数年如一日地专心求学。开罗每年有3个漫长的暑假,师生们大都要到乡下避暑,中国留学生却舍不得浪费宝贵的时间,整天钻进图书馆学习。他们不仅重视学习书本知识,还十分注重向社会学习活的语言,邻居的老人、孩子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工友,都是学习的对象。在学习方法上,坚持预习,把可疑的、不明了的地方用问号标出,到听讲时,特别注意这些地方向老师提问。他们还经常向校内外的学者专家请教。埃及著名的盲人文学家塔哈·侯赛因,爱资哈尔大学学刊《伊期兰之花》的主编,人称“阿拉伯的歌德”的穆罕默德·法里德·瓦吉迪,开罗大学历史系主任,被誉为“划时代的伊斯兰百科全书学者”和著名历史学家艾哈迈德·爱敏,爱资哈尔大学伊斯兰哲学院专修部教授易卜拉欣·吉巴黎等学者名流,都十分喜欢这些好学的中国学生。

通过7~8年的学习,留学埃及的云南学生先后通过了爱资哈尔大学最高委员会主持的严格考试,获得了毕业文凭。

1937年,正当留埃及学生紧张学习的时候,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身居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在强烈的爱国心驱使下,也努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救亡工作。在开罗的一些中国人组织了“中国战区灾民救济会”,马坚被推选为救济会秘书。他们向阿拉伯朋友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真相,揭穿敌伪散布的种种谎言,并四处募捐,汇寄国内,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了宣传抗日,纳忠和同学们办起了抗日小报,每天把《金字塔报》等报刊上的有关报道译成中文,然后刻字油印,散发给埃及华侨。

1938~1939年间,中国回教协会先后派出3批人到中东及南亚国家去向华侨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中国留埃及学生都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爱资哈尔大学中国学生部部长沙国珍担任达浦生教长的英文翻译,去印度开展工作。为了强化宣传,中国回教协会抗日宣传队在埃及期间,用阿拉伯撰写了《告世界回教同胞书》,详述近60年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史实,以及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情况。纳忠为该书写了中文序言,马坚写了阿拉伯文序言。这本小册子散发后,在穆斯林各界反响强烈,沙特阿拉伯国父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热情洋溢地说:“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战斗,有五千万弟兄①是其中的战斗员,我们得到安慰,回教世界都得到安慰。我们的精神,已贯注到中国教胞身上,我们同情中国的抗战。”

1938年,正在爱资哈尔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收到中国回教协会发来的紧急电报,要求全体留埃及学生立即组织中国回教朝觐团,前往麦加开展爱国抗日宣传,并严密监视日伪“华北回民朝觐团”的活动。留学生立即行动,在团长庞士谦、副团长马坚的带领下,打着绿底白字的“中国回教朝觐团”旗帜,乘船前往麦加。在船上,马坚撰写稿子到轮船的广播室宣读,其他同学3个一组分散到旅客中去活动。听了他们的宣传,许多旅客都很感动,纷纷祈求真主“惩罚那些灭绝人性的侵略者”。1938年2月28日,伪“华北回民朝觐团”一行5人也到达麦加。他们携带了大批礼品,准备趁朝觐之机拉关系,为日本侵华做欺骗宣传。中国留埃学生即刻前往加以监视。这些人见大批中国学生赶到,十分惊慌。留学生于是设法与日伪朝觐团接近居住,监视他们的行动,并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最后,这些人终于被迫承认了他们来麦加的任务和行动计划,承认日本侵略者曾经拿出1.5万元钱,要他们借朝觐机会散布为日本侵华张目的言论。留学生严厉警告他们,不许他们以日伪组织名义活动。

1933年暑假,马坚开始了阿文著作的翻译工作。盛夏,开罗天气十分炎热,马坚每天坚持工作10多个小时,经过3个月的努力,完成了第一部译作《回教哲学》(又名《回教一神论大纲》)。译稿由纳忠帮助誉写。消息传到国内,马坚的师长、学友及亲人们十分兴奋,纷纷写信祝贺,同时希望将译稿寄回国内出版。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接受出版。不久,纳忠也译完《伊斯兰教》一书,由马坚校对。1937年,马坚翻译了爱勒吉斯尔著的《回教真相》,本书出版后,在国内影响很大,使中国穆斯林对伊斯兰教有了系统的知识,对中国穆斯林教育也起了促进作用。其他译著还有:马坚的《回教教育史》(商务印书馆出版)、《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上海回教书店出版)、《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出版)、纳忠的《回教诸国文化史》及《回教学术思想史》(商务印书馆出版)、林仲明的《回教历史教科书》(上海回教书店出版)、纳训的《全本天方夜谭》(商务印书馆出版)、马兴周的《阿拉伯儿童故事》(世界书局出版)等。

同时,他们还把中国文化传播到阿拉伯世界。如马坚应埃及伊斯兰教联合会的邀请,在开罗“世界伊斯兰认识会”上用阿拉伯语作题为《中国伊斯兰概观》的演讲,对中国的各种宗教文化作了介绍和比较研究。演讲全文分期连载于埃及《胜利周刊》,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马坚还把《论语》泽成阿拉伯文,在开罗出版,给阿拉伯人民介绍了孔子思想及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又用阿拉伯文撰写和翻译了《茶神》、《河伯娶妻》、《中国格言谚语》等。

6 马坚通译《古兰经》

马坚(1906~1978年),原名玉书,字子实,经名穆罕默德·麦肯。云南省个旧市沙甸人。他的父亲马忠吉是位朴实的农民,信仰虔诚,曾自费到麦加圣地朝觐。马坚从小就受到浓厚的宗教生活的熏陶,7岁时就跟随马明福阿訇,后又改投王富云阿訇门下接受《古兰经》启蒙,学习阿拉伯文。沙甸穆斯林有重视汉文化学习的传统,于是马坚在家乡读完小学,又到省城昆明市上中学,成绩优秀,名列前茅。毕业后马坚回到沙甸教书,服务桑梓。他深切感到提高回民文化素质、普及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我相信,回族所需要的是教育,中国所需要的也是教育,惟教育可以救国,惟教育可以振教。”

1928年3月,马坚赴西北地区深造,投甘肃名师虎嵩山阿訇帐下,学业大进;后报考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以才华横溢,成绩卓越而深受嘉许。1931年,荣获赴埃及留学之良机,作为20世纪30年代初留学爱资哈尔大学的第一批穆斯林青年学子之一,与云南老乡纳忠、张有诚、林仲明等漂洋过海,前往北非。修完爱资哈尔大学课程后,又转入国立阿拉伯语文学院,继续钻研阿拉伯语言学、文学、史学、哲学与宗教学。在埃及共达8年。马坚求知欲望强烈,而且勤奋刻苦,有一股“滴水穿石”的顽强精神。一次他病愈之后,同学林兴华有意约他到公园散步。但马坚一直都边走边看书。林兴华后来回忆说:“我接触过不少同学和学者,像马坚这样刻苦读书和善于钻研问题的人并不多见。”有一次,马坚边看书,边用馒头蘸白糖吃,由于思想过于集中,把馒头蘸到了墨汁上,留下一段佳话。

除刻苦进修外,马坚始终手不停挥,笔耕不辍,为沟通中阿文化作出巨大贡献。介绍华夏古老文化的译著常在埃及报刊上披露,传播伊斯兰的译作也相继在国内出版。在留学时期,马坚的辉煌成就就已为海内外所瞩目。

抗日战争爆发,马坚与中国留学生一起,十分关心国内的抗日运动,他们积极宣传抗日运动,向各国留学生和阿拉伯人民揭露日本侵略者本质。在开罗的华侨组织成立“中国战区灾民救济会”,马坚任该会秘书,他们向阿拉伯朋友介绍中国抗日情况,并四处募捐,汇寄国内,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39年,为粉碎敌人散播的无耻滥言,马坚和同学们抓紧集体朝觐之机,与伪装朝觐的日伪组织“华北回教联合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穆斯林爱国青年、中华优秀儿女的英雄气慨,压倒了敌伪的妖风邪气。

学成归国后,马坚被其师哈德成迎往上海翻译《古兰经》。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乔装商人,返回故乡沙甸兴办教育,同时,继续埋头译述。后又到昆明,在云南大学执教,同时还主编云南伊斯兰学术刊物《清真铎报》。日寇投降后,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分别迁回北平(北京)、天津复校,马坚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成为东方语文系的创始人之一。

马坚译著成果琳琅满目,丰富多彩:从阿文、英文翻译的名著,史学方面的有《阿拉伯简史》、《阿拉伯通史》;文学方面的有《阿拉伯文学简史》;宗教学方面的有《回教真相》、《回教哲学》、《回教教育史》、《教典诠释》、《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政治方面的有《埃及宪法》等等。专著有介绍伊斯兰历法的《回历纲要》,论文汇编《穆罕默德的宝剑》等。工具书方面,曾主持编纂《阿拉伯汉语词典》。此外,早年在埃及,把一些有代表性的华夏文化著作译成阿文出版,如《论语》、《茶神》、《河伯娶妇》、《中国格言》等;又向阿拉伯世界介绍并撰写了《中国回教概观》;新中国成立之后,曾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译成阿拉伯文。有关报刊发表的单篇论著未辑汇成书者,不胜列举。

马坚平生夙愿是《古兰经》的翻译。幼年接受伊斯兰教启蒙教育时就对《古兰经》产生浓厚兴趣。24岁时,上海《伊斯兰学生》杂志就发表了他的《国语古兰经》第一卷译稿,这是他始译《古兰经》的尝试。留学埃及8年,译著颇多,但主要是在为《古兰经》全译作准备。学成归国后到上海,立即投入此项宏伟计划的实施,且双轨并进:一方面参与伍特公、沙善余等用文言体译述;另一方面,是独自从事白话文翻译。白话文翻译用14个月时间译成9卷;后因抗日战争而转移家乡,至1943年已完成20卷;1945年已基本译完全经初稿。1948年在北平准备付印,但因故未能如愿。20世纪50年代初,先后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和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包含前8卷且带有注释的《古兰经》上册,并准备争取中、下册陆续出版。及至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1953),协会机关刊物《中国穆斯林》1957年创刊,从第2期起开始连载带注释的译文第9卷,至第8章19节中止。此后,由于教学和社会活动繁忙等客观因素,注释工作一度无暇顾及。等到马坚教授1978年春天重新整理幸存的《古兰经》。但译者已年逾七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心久经摧残,“身体已经相当衰弱了,只剩一只眼睛还勉强有点微弱的视力”,用高倍放大镜看稿也很吃力,只能依靠助手诵读译稿,他边听边口述修改意见,进展缓慢。但仍以顽强毅力坚持工作,直到病逝前十几个小时,仍在修润核校稿。“百花齐放的春天刚刚来临,国家正需要他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他没等到《古兰经》全译本正式出版,就猝然离去了。”1981年4月,汉文通译本正式出版了。可以告慰亡灵,他一生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马坚教授新的《古兰经》通译本,为大32开简化字横排本,卷首有白寿彝教授《序》,保留译者1949年为前8卷带注本撰写的《古兰简介》(节录)和《译者序》。书末附《参考书目举要》,及译者夫人马存真写的《后记》。全书约30万字。

“忠实、明白、流利”,是译本最可贵的特色,也是译者所追求的译经标准。《译者序》曾强调:“我在翻译的时候,力求忠实、明白、流利;在注释的时候,不敢牵强、附会、穿凿”。白寿彝教授《序》指出:“子实在序文里说到在翻译的时候‘力求忠实、明白、流利’。我相信他的这句话。在‘忠实、明白、流利’三者并举的要求下,我相信,这个译本是超过以前所有的译本的。”

马坚通译本是公开发行量最多、社会影响面最广的一部汉译《古兰经》。自出版以来,已流传全球;沙特阿拉伯的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制厂,还在麦地那加上原文大量印制了对照本。广大穆斯林群众,多引用它的译文;学术界有关论著中介绍《古兰经》内容,也多以此译本为依据。

 

 

 

 

 

编辑: liguo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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