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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云南伊斯兰教

创建时间:2015年06月26日 | 文档来源: | 作者: | 浏览次数:


 

如果说元明是云南伊斯兰教的孕育时期,那么,清代就是云南伊斯兰教形成和成熟的时期。

元明两代,云南的伊斯兰教主要是表现为一种生活方式,或说一种宗教习俗。这一特点亦在明朝修纂的地方志中有所体现,如嘉靖《寻甸府志》卷上“风俗”所记:“色目人头戴白布小帽,不裹巾,身穿白布短衣,不缘领……多娶同姓。诵经。以东牲为斋。葬埋以剥衣为净。无棺以送亲,无祭以享亲。及葬丢弃土坑,以有无声为吉凶兆。”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凝聚穆斯林的强大向心力,同时,在回族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

但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不满。明朝,封建王朝企图用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来禁锢人们的头脑。对于伊斯兰教,封建统治者也要求如此,其用的手段是强制与舆论双管齐下。上面所引《寻甸府志》接下去还有几句话:“伤风败伦,莫此为甚。嘉靖廿八年,知府王尚用为广谘询,以其图治理事议呈痛革前弊。于是始有棺椁衣食以葬亲矣。”指责“伤风败伦”,进而“广为谘询”,是制造舆论压力,“痛改前弊”则是强制。这不是一清二楚地把伊斯兰教引向儒家规范中去吗?同时,对系统学习儒学的回回给予鼓励。《蒙化县志稿》载:“秀者,皆读书严然入庠序,掇科甲,登仕籍。”如“明末云南保山闪氏一姓,有举人、贡生、进士二十一人。蒙自沙甸一村有举人、贡生、进士十三人。云南玉溪龙门附近的三个回回村子里,有举人、贡生、进士十一人,其中有府学教授一人,知府知县各一人。”

任何一种宗教在一个新的地域传播的过程中,总是要适应当地的社会历史条件,并有意无意地吸收当地社会的的某些传统思想文化,以此求得生存与发展。其生存与发展的过程,就是它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本土化、民族化和民俗化的过程。

清代云南的伊斯兰教学者,如马注、马德新、马安礼、马开科、马联元等,都是既精通伊斯兰教经典,熟谙儒家经书的人。他们用汉文译著了不少宗教典籍来宣传伊斯兰教教义,基本上都以儒家思想来诠释伊斯兰教的哲学思想与教规礼仪,其实质是把伊斯兰教教义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

用“道统说”试图来说明伊期兰教与儒家“道本同源”。殊不知儒家有儒家的“道统”,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的“道统”,两者道统所指内涵是不相同的。儒家的道统即君主统治百姓,百姓服事君主,臣助君以统治人民的自古以来的“道”。而伊斯兰教的道统却是绝对一神论的道,它通过论证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的关系,说明伊斯兰教高于基督教和犹太教。但为了论证伊斯兰教与儒家是同一道统,伊斯兰教学者提出中国民间传说中的盘古即阿丹,说明都根源于一个始祖,只是称谓的不同。用朱熹客观唯心主义“太极说”深化伊斯兰教关于真主独一的理论。指出:“无一物之不化者,实无一物之不归”“万化来于真一,必归于真一”。在这里伊斯兰教学者虽用“真一”取代了“太极”,但我们透过这表面的不同,就可以看出“真一说”与“太极说”的一致。

儒家“格物致知”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对云南伊斯兰教产生了很大影响。朱熹说“格物,物物上穷其至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在他看来,认识的主体是人心的知,“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认识的对象是事物的理,“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认识的方法是“格物”,认识的目的是“穷理”,认识必须通过格物才能穷理。云南伊斯兰教学者对这套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表示出浓厚兴趣,马注在他的著作中专门讲了“穷理”和“格物”问题,提出“万物之理,莫不尽付于人”,“心能格万物之理”。但是,他和朱熹也有所不同,在朱熹看来,“穷理”是无穷尽的,格具体的物,是不能认识真理的本体的。只有到认识的最后阶段,由部分的理认识到全体的理,有赖于神秘的顿悟,才可以得到一种全知全能的知识。然而在伊期兰教学者后看来,因为创造万物的真宰是完满的、无缺的,故“我不见一物则已,等见一物,便认得主。”由此可见,伊斯兰教学者也并非如有的人说的那样,是“全盘接受了儒家思想”,而是有选择地吸收,为伊斯兰教的“认主独一”这一基本教义服务的。

儒家人性论对云南伊斯兰教也有影响,儒家人性论观点在云南伊斯兰教学者的著作中也可看到,如“邪正之术何分?曰:缘命有四班,故身世亦有四等。若种之在土,不能易黍为麦;花之在枝,不能变白为黄。”把人性分为四品:圣人之性、贤人之性、常人之性、愚人之性。但真主是至善、至慈的,它不仅创造了万物,而且决定万物。那么人性为什么会出现“四品”,人性善恶差异怎样与真主至善至慈统一起来?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云南伊斯兰教学者吸取了朱熹的“天命”加“气禀”的双重人性论观点,认为“率性之道何如?曰性有二品:一真性;二禀性。真性与命同源,所谓仁、义、礼、智之性。禀性因形始其,乃火、风、水、土之性。”有善恶之分的具体人性最终须复归于至善之天命之性,这就要克服天命之性与禀气之性之间的背离。然克服这种背离通过什么途径呢?朱熹肯定地说禀气之性是会变化的,他用“珠之在水”作比喻,说珠如置于清水则清,若置于浊水则浊,所以禀气之性是可以改变的,途径是“格物致知”,“惟学为能变化气质耳。”《清真指南》的作者同朱熹一样,也认为人的气质是可以变化的,“真性如珠藏蚌,禀性如蚌含珠。虽同体共命,贵贱各殊,惟凭正道之开示,而后真光乃露。

综上所述,清代是云南伊斯兰教地方化形成和发展时期,其特点是伊斯兰教教义和儒家思想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云南伊斯兰教理的体系。抓住了这个特点,就是抓住了认识清代云南伊斯兰教及其今后发展轨迹的关健环节。实际上,随着儒家思想对伊斯兰教影响的深化,伊斯兰教在云南的本土化、民族化和民俗化的演变内容也是多方面的,如:经堂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并采用中阿并授和中国形式的教学体制;伊斯兰教礼仪与儒家礼制的掺合;门宦教派中哲赫林耶派在云南的传播;云南穆斯林社会政治运动等等。

编辑: liguo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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