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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

创建时间:2015年06月29日 | 文档来源: | 作者: | 浏览次数:


(1)《圣经》

《圣经》是基督教各派共同遵奉的主要经典。它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而且也是一部政治、历史、宗教、哲学、文艺、社会、伦理、法律等方面的巨著。可以说,《圣经》是基督教文化的支柱,也是了解和研究西方文化的宝藏。伴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圣经》逐渐被翻译成各种语言,特别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后,《圣经》的翻译活动更加兴旺,各种各样的版本数不胜数,据说至今已翻译成一千四百多种语言文字(世界上共有三千多种语言文字),是世界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圣经》包括《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两大部分。《旧约圣经》原是犹太教的经典,因为书中讲述了天主与犹太民族在西奈山订立盟约,故称之为“约书” 主要内容是关于世界和人类起源的故事、传说、犹太民族古代历史的宗教叙述和犹太教的法典、先知书、诗歌、格言等作品。基督教兴起后,认为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血和生命在天主与人之间建立了新的盟约,因而把从犹太教继承下来的经典称为“旧约”,将基督教兴起后自撰的经典称为“新约”。

尽管《圣经》是所有信奉耶稣基督者的宗教经典,但基督教三大派别所遵奉的《圣经》却有所不同,差别在于《旧约圣经》入编卷目不同。《旧约圣经》各卷的资料大多出自以色列先知和其他先哲之手,大致写作于公元前十三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原文用希伯来文写成,后被汇编成书,称《希伯来圣经》,早期的版本大致分为24卷本和将部分卷目分拆开的39卷本两种。基督教继承了希伯来圣经后,在公元一世纪亚美尼亚会议上将39卷本宣布为《希伯来圣经》的通行本。公元前二三世纪时,为满足使用希腊语而不熟悉希伯来文的犹太人的需要,据传有七十二名犹太学者奉旨在亚历山大城将《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文,这部希腊文译本因此又称“七十子译本”或“亚历山大本”。由于翻译过程中加入了一些希伯来圣经没有收录的经卷,因此希腊文译本比希伯来经典的篇目要多,共有50卷,广泛流传于通行希腊语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中间,至今希腊正教会仍以此译本为通行本。公元五世纪时,著名圣经学者哲罗姆(一译“热罗尼莫”)根据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译本并参照已有的拉丁文译本,翻译整理出一部“拉丁文通俗译本”,称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其中《旧约圣经》部分为46卷。在公元1545~1563年召开的特兰托公会议上,这本圣经被天主教定为权威圣经。基督教新教出现后,大多数教派既不承认50卷的希腊文“七十子译本”,也不承认46卷的拉丁文哲罗姆译本,认为它们中有些经卷的原文是希腊文而不是希伯来文,因而只承认传统的39卷希伯来圣经为《旧约圣经》。

《新约圣经》是基督教兴起后自创的经典,出自耶稣宗徒和宗徒弟子的口述,用希腊文和阿拉美文写成,大致写作于公元一世纪至二世纪之间,公元4世纪初汇编成书,共27卷,内容包括记载耶稣言行,叙述早期教会情况,以及宗徒们的书信等。天主教会内有一种看法,认为《新约圣经》的宗教意义和重要性远远超过《旧约圣经》,因为《新约·希伯来书》第1章第1-2节说,天主在旧约时代仅仅是“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但是在新约时代天主却是“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因此,天主在《旧约圣经》里对人的启示在《新约圣经》内才得以圆满;天主在《旧约圣经》内对人的预许在《新约圣经》内才得以实现。

由于《旧约》卷目数量的差异以及翻译上的差别,天主教及新教的《圣经》有所差异。天主教的《圣经》共73卷,其中《旧约》46卷,《新约》27卷。新教的《圣经》共66卷,其中《旧约》39卷,《新约》27卷。

关于《圣经》各经卷的内容的分类,天主教通常将圣经各经卷分为历史书、智慧书(或训诲书)和先知书三大类。历史书从宗教和神学观点讲述古代以色列民族、以色列国和犹大国兴衰演变的过程,一般包括《旧约圣经》第1~21卷。其中前五卷是一个整体,讲述的是“人类救赎历史的开端”,是《旧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据说是出自梅瑟之手,通常也称之为《梅瑟五书》(又称法律书,新教称《摩西五经》)。以后各卷则是叙述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及有名的君王和英雄的事迹。新约中的前五卷也属于历史书。

智慧书也称为“训诲书”。天主教认为,智慧是指人生活中应具有的美德,是由天主赋予的。因而那些教导人们崇尚道德生活,行善避恶,诚心信赖和依靠天主,遵守天主法律的经卷也就被称为智慧书或“训诲书”,包括《旧约》第22~28卷以及《新约》第6~26卷。

先知书一般指那些由先知撰写的或记载先知行传、事迹、教诲和预言的经卷,包括《旧约》第29~46卷,其中第29~34卷因篇幅较长,称为“大先知书”,第35~46卷篇幅较短,称为“小先知书”。《新约》中的《若望默示录》也属于先知书。

虽然人们对圣经的认识有着多方面的差别,圣经各卷的真实作者和确切的写作时间也难以确认,但教会认为,它们都是“因天主的默感写成的”,经上的话是“由天主所派遣的圣人,在圣神推动下说出来的”,因此天主是《圣经》的首要作者,《圣经》所记载的是天主的“话”、是天主“圣言”,是“真实无误”的信仰真理。教会还认为,全部圣经就是一部救赎的历史,是天主赐予教会的礼物;既然天主将《圣经》委托给教会保管,因此只有教会有解释圣经的特权。

(2)“正典”与“后典”

历史上,在《圣经》的形成过程中,曾出现了许多同类的经卷,人们对它们的真伪和地位、价值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在《圣经》的收录选编过程中,有些被选入《圣经》,有些则没有选入。而对于另一些经卷,人们对它们的经典地位有着不同意见,因而在《圣经》的构成和内容上,就出现了“正典”与“后典” (后成典之经)的区别,那些没有争议的经卷被称为“正典”或“首正经”,而那些有争议的经卷则被称为“后典”或“次经”、“旁经”。

对于“正典”与“后典”的价值和地位,天主教与新教有不同的看法。天主教认为“正典”和“后典”都是圣经,只是在审定时间上有先有后, 1545~1563年的特兰托公会议正式宣布,“后典”也是神圣的经典,应受到“正典”相同的信仰和尊重。相反,新教只承认“正典”为圣经,不承认“后典”为圣经,只把它看成是“有益的读物”。因此,天主教的《圣经》有73卷,新教的《圣经》只有66卷。天主教比新教多出的这部分经卷就属于“后典”。

但是,正如“后典”是否属于《圣经》的争论一样,“后典”到底包含了那些经卷也是有争议的。常见的“后典”大致有15卷,即(1)“多俾亚传”、(2)“友弟德传”、(3)“以斯帖补篇”、(4)“所罗门智训”、(5)“便西拉智训”、(6)“巴录书”、(7)“耶利米书信”、(8)“三童歌”、(9)“苏撒拿传”、(10)“彼勒与大龙”、(11)“马加比传上”、(12)“马加比传下”、(13)“以斯拉上”、(14)“以斯拉下”、(15)“玛拿西祷词”。 在这些经卷中,天主教承认前12卷是“后典”,并将它们收录到《圣经》里,其中:“以斯帖补篇”收入《艾斯德尔传》补录甲乙丙丁戊己;“巴录书”和“耶利米书信”收入《巴路克》;“三童歌”、“苏撒拿传”、“彼勒与大龙”收入“达尼尔”第三、十三、十四章。对于后三卷“以斯拉上、下”及“玛拿西祷词”,天主教不承认它们是“后典”,但许多新教教派则坚持它们属于后典的组成部分。 此外,天主教还认为,《新约圣经》中的《希伯来书》、《雅各书》、《犹达书》、《伯多禄后书》、《若望二书》、《若望三书》、《若望默示录》以及《马尔谷福音》、《路加福音》和《若望福音》中的几节经文也属于“后典”,而新教一般都认为《新约圣经》中的各卷都是“正典”而并无“后典”。

(3)天主教典籍的汉文翻译

伴随着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天主教典籍的汉文翻译工作也逐步开展起来。其中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文礼仪用书的翻译,二是《圣经》的翻译。

在礼仪用书方面,天主教在明末传入中国时,为有效开展传教工作,迫切需要尽快将天主教典籍和信仰、礼仪用书翻译成中文,因此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天主教典籍的中文翻译事业,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于是,教宗保禄五世在1615年批准在中国采用中文举行全部礼仪。但是,由于此时在教会内部爆发了了如何对待中国尊孔祭祖的传统和采用何种传教方法的“中国礼仪之争”,并很快把教宗和传教修会首脑以及中国皇帝和朝廷官员也卷入到争论之中,使得中国教会使用中文礼仪以及礼仪用书的翻译工作难以开展。在此期间,耶稣会传教士利类思曾把1570年订立的《罗马弥撒经书》翻译为中文,即《中文弥撒经书》,在北京出版,但不久之后由于礼仪之争的影响而停用,仅在教会民间使用的祈祷书中有所保留,教会的正式礼仪仍然一直使用拉丁礼仪。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刚刚恢复活动的中国教会依然沿用传统的拉丁礼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在天主教梵二会议教会革新精神的推动下,国内一些地方的天主教会开始采用中文举行弥撒和施行圣事,并开始施行梵二会议以后经过革新的礼仪。1992年,第五届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允许各教区可以视情况推行中文礼仪,于是中文礼仪迅速地遍及各地教会,但中文典籍和礼仪用书的匮乏严重制约着礼仪革新的进程,因此中国教会于1992年委托上海教区着手编辑和出版中文弥撒经书,并由上海佘山修院负责具体实施。

在《圣经》的翻译方面,最早的汉译《圣经》篇章可能出现在唐朝贞观年间。当时大秦景教传入中国,首位传教士阿罗本曾携带叙利亚文《圣经》和其他宗教典籍500余部,后陆续翻译出了《创世纪》、《梅瑟五经》、《圣咏》、《四福音书》、《宗徒大事录》、《保禄书信》等等,成为中国第一批汉译《圣经》经卷,但未能流传下来。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入中国以后,由于历史上天主教一向独尊拉丁文《圣经》(即哲罗姆《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也不注重《圣经》的翻译,因此早期的传教士虽然也用汉文写一些含有《圣经》经文的教理问答、经文诠释、耶稣言行等,但却不愿按卷翻译《圣经》。当时,徐光启曾提议将《圣经》翻译成汉文,但未有结果。1601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也曾请求教皇准许将《圣经》译为汉文,教皇虽同意了,但批准“通谕”却始终没有正式送到北京,因而传教士们虽不断尝试翻译《圣经》,形成了不少手稿,却一直不敢出版。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主教《圣经》的出版工作才逐渐有了转机,陆续出版了一些文言翻译的圣经典籍,如1892年出版了《四福音》,1897年出版了《新约全书》等。由于从前中国天主教称犹太教为“古教”,因而称《旧约圣经》为《古经》,称《新约圣经》为《新经》。但直到20世纪中期,天主教一直没有《旧约圣经》的中文全译本,只有《古经大略》一书作为信徒了解《旧约》的书籍。

1945年,天主教“思高圣经学会”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后于1949年迁往香港),开始系统地翻译出版《圣经》,在中外圣经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于1958年出齐了白话文《旧约》,至1961年出齐了《新约》,并于1968年出版了整部《圣经》。1992年,经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核准,将这一版本《圣经》在国内印刷出版。目前国内信徒使用的中文圣经全译本主要就是这一版本,习惯上称之为“思高圣经”。

编辑: liguo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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