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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的基督教主要神学思想

创建时间:2015年06月29日 | 文档来源: | 作者: | 浏览次数:


基督教进入20世纪后,呈现出一种派系林立、思潮纷繁的多元状况。为了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其神学体系也不断地演变和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方社会的现状,并对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和国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处于朝气蓬勃的上升时期,神学发展的主流是以乐观主义为特色的自由派神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这种乐观进程,风行一时的自由派神学受到沉重打击,危机神学敲响了现代西方信仰生活的警钟,传统的福音主义神学中的基要派也乘机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西方基督教思想界再次面临严峻的考验。通过对传统宗教的批判性反省,产生了激进的世俗神学;通过对人世混乱和动荡的凝视,则出现了现实主义色彩的新正统派神学;而通过对现实人生和整个存在的沉思,也使存在主义哲学与基督教神学有机结合。下面对这些影响着整个20世纪的基督教主要神学流派作一简要介绍。

自由派神学

自由派神学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对西方影响最大的神学思潮。该派神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永久性进行辨解,它乐观、自信,认为人们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在政治上,它宣称上帝之国通过社会改善、理性教育和消灭不义就能在世上建立;在思想上,它否定传统教义的宇宙观和形而上学体系,相信理性的权威和能力,主张基督教信仰与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相适应;在伦理上,它声称基督教的本质是对上帝之爱的依附,并认为耶稣基督正体现出上帝的父爱,构成信仰的核心。该派立足于现实社会的发展和进化,认为《圣经》中所体现的耶稣教诲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仍然起着作用,相信上帝的启示仍然体现在充满信心的世人之中,只要人们通过新的科学、哲学、历史和道德真理将传统信仰加以扬弃、改造,按其内心所体验的至善至爱来作为现代生活的指南,遵循历史的发展,宣扬“社会福音”,就能确知上帝,克服社会尚存的弊端和黑暗,在世上建立“上帝之国”,获得永福。

自由派神学在欧洲的主要代表是德国的神学家里奇尔(Albrecht Ritschl)和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里奇尔认为,基督教并不是在虚空的世界里产生的,它受到当时的宗教、哲学和制度观念的影响,而且正是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特别是在非犹太教的外族人的土地上,基督教最初的简单的内容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产生了古代公教会的神学和制度。里奇尔同意“上帝不可知”的观点,但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上帝对人的影响和人对上帝的反映来了解上帝,认识上帝,从上帝在基督里的启示了解上帝对人的价值。里奇尔否认原罪的教义,坚持人有向善的倾向,提出上帝的国就是爱,耶稣基督的工作就是使人亲近上帝,把人带入道德的王国。里奇尔注重把神学与现实相结合,认为基督教的内容主要有两个:信仰(通过耶稣得救)和道德(上帝的国)。他否认形而上学有助于论证基督教的真理,反对将神学建立在思辨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而主张宗教应以道德为基础,神学应研究信仰者认为与价值有关的内容。里奇尔强调神学对人们的价值,重视“爱”的道德,认为基督是关于上帝知识的唯一源泉,只要人们以耶稣基督为榜样,扬弃那种自我存在的罪恶意识,就能达到人类的道德完善和称义,在世上确立上帝之国。

哈纳克为里奇尔的学生,他发扬了里奇尔自由派神学的传统,强调基督教与人类教育的有机统一,把“福音”视为一切道德文化赖以生存的唯一基础。哈纳克认为,基督教最初并没有任何信条,因此如果基督教的福音想要在现代社会继续保持活力,就必须摆脱信条的羁绊。通过历史科学对福音的研究,人们能够追溯到耶稣的原初宣道,把握基督教信仰的真谛。这种信仰虽然具有历史形式,却体现出一种无限的真理,表现为最理想的宗教。因此,只要人类充分认识历史,尤其是历史中耶稣福音所给与的动力,人类的历史、即人类的文化历史和宗教历史就会不断向前发展。哈纳克还探讨了穷人和社会问题等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欧洲的自由派神学遭遇灭顶之灾,而在美国却得以继续发展。由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与欧洲不同,使美国的自由派神学有着自身不同的特点。它除了继承19世纪自由主义神学传统外,还受当时美国流行的实在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影响,一方面不再强调自由派神学传统中对人类理想和主观价值的崇拜,立足于现实经验的观察和认识,另一方面却坚持现代科学世界中上帝的存在及其意义,故被称为“现实主义自由派神学”或“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神学”。美国自由派神学的主要成员多在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故又称“芝加哥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史密斯(Gerald Birney Smith)、马修斯(Shailer Mathews)、魏曼(Henry Nelson Wieman)等。但最著名的自由派经验主义神学家是麦金托什(Douglas Clyde Macintosh)。

麦金托什认为,神学必须以一种完整的哲学为基础,以人的宗教经验为开端,宗教真理的标准并不是《圣经》或教会教义,而是人们的“经验”实在。他认为对传统的权威不能盲目信从,而应从经验出发,获得宗教和神学的确信;但规范神学在经验主义世界中仍属必要,经验神学基于感性直观,而规范神学则依赖想象直观,二者相互补充、珠联璧合。继麦金托什之后,魏曼等人继续发扬这种经验主义神学传统,认为只有科学探索才能形成人类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发展能力,主张按照杜威《哲学的改造》之模式来彻底改造人们体验自然、人类和上帝的方式,通过经验主义的必由之路而获得神学认识。

社会福音派神学

社会福音运动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基督教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在欧美社会有着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工业革命的巨大影响导致基督教运动的兴起,它使基督教神学从关注个人伦理问题转向研究社会伦理问题,从而创立了社会福音神学。社会福音神学首先兴起于美国,其思想先驱有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帕克尔(Theodore Parker)、布什内尔(Horace Bushnell)和公理会牧师格拉登(Washington Gladden)。格拉登被视为美国“社会福音派之父”。其后美国的社会福音神学朝着激进的、保守的和进步的社会福音这三个方向发展。保守派旨在个人生活水平和教育的改善;激进派不仅要求个人的变革,而且更为强调整个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并认为“上帝之国在美国已为期不远”;进步派虽然承认个人与社会机构变革的必要性,但不认为这种社会变革本身即代表着上帝之国的降临。进步派体现了美国社会福音运动的主流,以劳兴布希(Walter Rauschenbusch)为代表。

劳兴布希认为,基督教的本质和目的就是通过重新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来改造社会,使社会变成上帝之国,实现社会的基督教化。他批评传统的教会背离了基督教的正确方向,漠视现实世界,放弃了对现实社会的改造。他认为面对现代工业社会的种种问题必须使教会回到本来的方向,重视忽略已久的社会问题。劳兴布希的神学以“上帝之国”的观念为核心。劳兴布希认为,建立上帝之国正是耶稣的主张,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这一上帝之国并不是纯粹作为基督教教义的组织中心,而主要是为基督教团体的社会行动确立方向。劳兴布希还认为,以往的神学宣传只是个人的宗教、个人的福音,然而个人与社会是紧密相连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拯救乃是整个社会的得救,是正义之国对整个邪恶之国的胜利,而非单纯的自我解救。因此,现在应宣传社会的宗教、社会的福音,应使人不只关心个人的得救、重生,而且关心社会的改造,承担共同的社会责任。他甚至提出:爱同伴,为同伴服务就是爱上帝,服务于上帝。从这种观念出发,劳兴布希和其他神学家们致力于社会秩序的基督教化,号召人们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以基督教信仰来改造人与人的关系,以基督教的伦理原则来改造社会,以期基督教的“社会福音”能促使社会建立起正义和道德的秩序。他们认为,如果现实社会的领导人不仅强大有力,而且公道正义,那么世界就能逐渐进步,人们盼望已久的上帝之国也一定能作为一种全新的、崇高的社会秩序降临于人类社会,在现实世界中得以确立。为此,许多教会开展了各种慈善活动,建立了某些独立的常设机构,如孤儿院、医院、养老院、失业救济所等,常年提供社会服务。

社会福音派神学相信通过宗教信仰可以改造和激发人类、改变现实世界、从而趋向于宗教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乌托邦,与西方的整修社会现状严重脱节,与美国的现实也相差太远。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它的乐观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遭到幻灭,因此这一神学运动从20世纪30-40年代开始逐渐消沉,走向衰落。但在其神学观点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许多服务社会的传统和各种组织、设施,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危机神学

危机神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的产物,是基督教思想在西方社会危机面前悲观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是二元论哲学与传统神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现。1919年,瑞士神学家巴特(Karl Barth)发表了“危机神学”的代表作《罗马人书注释》,标志着危机神学的诞生。

危机神学所表现的悲观主义与自由派神学的乐观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在面对种种社会危机而陷入的悲观与绝望之中,巴特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地狱”,认为西方文化已变成“一片废墟”,自由派神学家所宣传的那种对前途“有信心”、“有把握”的主张,都是“愚蠢”的,是“欺骗”。 巴特提出,上帝的绝对超越性和人的堕落是基督教讲了近两千年的基本教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危机的神学化;“人的危机”就是“对自己,对人,对人的道德品质,对于道德理想,都彻底地怀疑”。因此,应对人世的一切都加以否定,谁要想有信心、有把握,首先就要放弃信心和把握。危机神学的基本特征在于强调“人的危机”以及“上帝与人世的隔离”,它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说成是人的危机,对人的理性、人的努力一概加以否定,重新拉开神、人之间的距离,强调人、神之间无限的本质区别,并认为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神学正在经历一个危机时代,而这个危机正是上帝对人的惩罚和否定,这种神圣的审判遍及包括道德、宗教在内的一切纯属自然和人为的领域。面对危机,危机神学反对自由派神学把基督教伦理作为改造世界的理论,认为人只有静候上帝的审判,放弃自己的一切努力,通过祈求上帝之爱对人们的救赎和拣选,在自我否定中期待天堂的拯救之音。

巴特的危机神学开创了基督教神学发展的一个新时代,虽然其“危机”观念后来逐渐被其他神学家所克服,但他对严峻现实的神学沉思,对后来的神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辩证神学

辩证神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大陆深受危机神学影响的产物。1922年出版的巴特《罗马人书注释》第二版,以及以“上帝之话神学”为主旨而创办的《时代之间》杂志发行,标志着辩证神学的诞生。辩证神学的代表人物除巴特外,主要有瑞士神学家布龙纳(Emil Brunner)、图内森(Eduard Thurneysen),德国神学家哥加尔滕(Friedrich Gogarten)和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等人。

受巴特“批判性否定”思想的影响,辩证神学强调上帝的彼岸性和神启的至高权威,认为神学的任务就是强调神、人之间无限的距离,否则,神学就会蜕变为一种单纯的人类思想意识,成为一般人类文化的产物。辩证神学以上帝的启示作为神学研究的对象,认为《圣经》之所以是“上帝的话”,是因为上帝通过《圣经》讲话,但《圣经》只是上帝启示的见证,见证和上帝的自我表明并不同一,教会宣讲上帝的话是一种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不可避免会出错,因此不能以相对的有限的人的理性作为衡量绝对的“上帝的话”的标准,人只有通过神的启示才能察觉上帝与人的关系。辩证神学认为,上帝的启示有着“辩证的结构”,从而在上帝与世人、永恒与时间的关系中能够获得对立物的统一。这种统一并不排除对立的一方,而是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统一”难以直观和把握,人们只能描述对立的双方,从中领悟神启的奥秘。在辩证神学看来,“时代之间”的形势,从文化史和神学的意义来理解,正标志着19世纪文化传统的崩溃,它体现出上帝对一切时限之物的审判。对于上帝审判的理解,巴特与布龙纳、哥加尔滕和布尔特曼存在严重分歧,并最终导致巴特于1933年离开辩证神学的阵营,《时代之间》杂志结束,辩证神学解体。

基要主义神学

基要主义亦称“原教旨主义”,主要产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其思想渊源与传统的福音主义和19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于北美的千禧年运动有关。它对基督教传统教义、尤其是对基督将第二次降临的说法深信不疑,坚持《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字字句句都是正确的。在1910至1915年间,以托里(Reuben Archer Torrey)等人为代表的一些极端保守派出版了一套包括12分册的《基本要道:对真理的见证》宣传小册子并免费发放,在美国下层基督教徒中掀起了一场“福音传教”、“信仰复兴”运动,其保守的神学主张则被人称为“基要主义神学”。

基要主义神学一方面坚决反对自由派神学的进步理论,对其《圣经》批判学说加以反驳,强调对《圣经》作字面意义的解释,以图重新树立《圣经》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也激烈反对以进化论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思想。基要主义神学坚持《圣经》毫无谬误,强调耶稣基督是真神,耶稣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认为耶稣为世人赎罪而使神人和解,相信肉体也能复活,坚信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基要派神学的早期代表为托里,其他著名神学家还有浸礼会牧师赖利(William Bell Riley)、斯特拉顿(John Roach Straton)以及长老会教徒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基要主义神学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在科学问题上与进步思潮的论战,转而面向大众进行福音宣传和信仰复兴工作。但其基要主义的神学理论至今仍保持着原有的保守色彩。

激进的世俗神学

世俗神学是基督教神学家面对哲学和科学发展给神学理论带来的危机、以及现代社会人们宗教观念日渐淡薄而产生的新的神学沉思,它是一种激进的神学流派。它立足于世俗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对传统宗教观念加以批判和扬弃。世俗神学包括以其思想先驱朋霍斐尔(Dietrich Bonhoeffer)为代表的“上帝之死”神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于欧美的“上帝死后”派神学。所谓“上帝之死”,是宣布传统的上帝观念在人们宗教生活中的逐渐消失;而“上帝死后”派神学,则是考虑这种上帝观念消失后神学应该怎样发展和完善。

上帝之死神学,把传统宗教中的上帝观念视为一种“机械之神”的观念,认为这种“全能的上帝”反映了以往“宗教时代”人的幼稚、软弱和局限性,只会使宗教从现实生活中逃避其应负的责任。随着人类科学理性的逐渐成熟,人类进入“非宗教时代”,人可以独立自主,运用自由意志,对自己承担责任,不再需要通过一位上帝来解释世界,蒙昧时代那“全能的上帝”已经死亡。上帝“自己退出这世界”,为《圣经》中真正超越的上帝开辟了道路。一个人只要能独立面对生活、承担社会责任,就与上帝同在。因此,只有完完全全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才能真正地知道信仰上帝。为了使人能真正地按上帝要求的方式生活,就必须否定上帝;而否定上帝,上帝才真地存在和起作用。世俗神学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上帝的存在,恰恰相反,其整个理论都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之上,它只是反对传统宗教中形而上学的上帝观。为挽救基督教信仰在成熟时代的厄运,世俗神学大胆提出对基督教的“非宗教性解释”,主张否定宗教的形式,保留基督教的精神,建立非宗教的基督教。

1957年,美国神学家瓦汉尼(Gabriel Vahanian)发表《上帝之死》一书,标志着“上帝死后”派神学的兴起。上帝死后派神学的代表人物为美国的瓦汉尼、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阿尔泰泽尔(Thomas J. J. Altizer)和英国的罗宾逊(John A. T. Robinson)、范·布伦(Paul van Buren)。上帝死后派神学认为,上帝的死,并非上帝被人谋杀,而是死于被忽视之中,死于人们对神的遗忘。上帝已完全转化为世界,在世界的内在性中得以扬弃,他的死亡使人从一种异化的权力手中解救出来。而且也只有上帝之死才能解救人类。他们强调,在当代世俗社会中,上帝的死亡已成定局,对上帝的否定标志着对世人存在的肯定,对彼岸的放弃意味着对此岸和现今的重视,神学的大厦只有以这种现实为基点,才能得以重建。上帝死后派神学强调神学的世俗化,反对教会对世俗事务漠然处之的传统态度,强烈关注现实社会,积极投入现实的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

新正统派神学

新正统派神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居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神学思潮之一。从广义上来讲,它包括欧洲以巴特等人为代表的“危机神学”和“辩证神学”,以及美国的“基督教现实主义神学”,甚至包括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的思想影响和部分存在主义神学思潮。从狭义上来看,它的主要特征是对于人类以及人类历史本性的现实主义,体现为一种“基督教现实主义”。

新正统派神学的现实主义,既反对自由派神学的乐观主义、理想主义观点,也反对巴特神学中神人全然隔绝、毫不相干的思想;它一方面坚持人世悲观的论点,强调《圣经》启示,坚持奥古斯丁的历史神学和宗教改革以来的正统神学,另一方面则试图在一个更为现实的基础上形成一套新的神学思想。它对自由派神学加以彻底改造,以关心俗世、注重现实,从现代社会的混乱、危机中寻找上帝的秩序和意志为其神学特色。

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特色的新正统派神学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美国形成,其主要代表为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范·丢逊(Henry P. van Dusen)、霍顿(Walter Marshall Horton)、贝内特(John C. Bennett)以及卡尔霍恩(Robert L. Calhoun)。美国的新正统派神学以尼布尔兄弟的思想为核心,从讨论基督教的人生观、历史观和伦理观来展开自己的思想体系。新正统派神学运用“原罪论”来解释社会危机和人的精神危机,认为人和世界的根本特征在于“罪”,靠人类自身根本不可能得到救赎;只有通过因信称义,放弃自救的努力,才能在超自然、超历史的彼岸世界中得到拯救。它认为,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人类不可能在历史中做其历史命运的主人,只有通过“基督的生、死和复活”这一历史事件或戏剧,人们才能领悟历史的意义,揭示人生的真谛。“上帝之爱”是一种彻底自我牺牲之爱,是人类不可能达到的无限永恒的理想,“正义”是“上帝之爱”在现实社会中达到相对成就的具体体现。现代社会动乱的中心和根源在于西方文明,只有在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中了解并宣扬上帝的本质、意志及其审判和恩典的行动,才能从上帝那儿获得新生和真正的统一。教会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担负起自己的责任,重新执行自己的神圣使命。

现实主义的新正统派神学,以其神学为政治服务、宗教起世俗作用的实用理论赢得了市场,曾对美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这种思潮波及到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70年代初为其鼎盛时期。

存在主义神学

存在主义神学是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与基督教信仰相结合的产物。它以存在和人生为基点,把存在主义哲学与基督教信仰揉合在一起,借以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人因社会危机而产生的焦虑、恐惧和绝望,并企图从人的生存结构本身来获得信仰的依据。

存在主义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反理性主义思潮,以及西方现象学的崛起,其思想先驱包括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德国哲学家尼采和胡塞尔,以及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存在主义哲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主要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而存在主义神学的主要代表有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蒂利希(Paul Tillich)和麦克凯瑞(John Macquarrie)。布尔特曼的影响主要在欧洲大陆,侧重于对《圣经》的研究;蒂利希的影响主要在德国和美国,体现在他的宗教哲学体系以及他对存在的神学解释之中;而麦克凯瑞的影响则主要在美国和英国,反映出他对存在主义的研究和对系统神学的重建。按照存在主义哲学观和基督教世界观来解释人的异化,是存在主义神学的重要特点。

布尔特曼把基督教信仰解释为存在主义哲学的象征表述,借助于存在主义来号召世俗罪恶中的人类靠上帝的恩典而获得存在的勇气,以信仰的决定而达到超越和得救。他认为,耶稣这一历史人物在原始基督教中不久就变成了一种神话,掩盖了历史中耶稣的真实形象,《新约》中的神话已不再适用于当代的人类,因而对《圣经》和基督教信仰要用“非神话化”的方法作出存在主义的解释,全面改造传统教义神学和解经学。在他看来,《新约》神话中隐藏着一种“宣道”,这种宣道给人们指出了人类存在的可能性,让人们自己作出选择和决定。通过非神话化的方法,人们对自己的存在已有了清楚的理解,借用存在主义哲学范畴,就可以使人们把《新约》的非神话化过程进行到底。

蒂利希从人的存在来探讨宗教所理解的异化,从而把存在主义哲学运用于基督教神学。蒂利希把人的“生存”理解为“异化”,即人不再是他原有的本质存在,脱离了人生的起源和归宿,这种异化是一种“犯罪”,是一种“不信仰”的行为。宗教就是要引导人们从“生存”的异化中解脱出来,因而成为人类归向存在的出发点。由于人类的生存现状与人的本质存在严重脱节,因而始终受到非存在的威胁,人在悲观、绝望中依靠“存在的勇气”,绝对依赖上帝,便能在逆境中“坚持下来”,获得解救。

麦克凯瑞则把“人生”作为其系统神学新的出发点,所谓“人生”,即人的存在。麦克凯瑞认为,生存首先体现了人的异化,人在这种异化中难以自救,而必须求助于绝对存在的补充和支持,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这一向外找寻和追求的态度,它乃是“对存在的信仰”。他把“存在”和一切“存在物”隔绝开来,对“存在”加以抽象和本体的绝对解释,认为上帝即“神圣存在”,人们对这种“神圣存在”采取接受与献身的态度,则表明其有着信仰,达到了宗教的境界。

编辑: liguo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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