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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取得的主要成绩及其历史意义

创建时间:2015年06月29日 | 文档来源: | 作者: | 浏览次数:


1950年,吴耀宗等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中提出了总的任务是:“中国基督教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基本方针为以下几点:一是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应以最大的努力及有效的方法,使教会群众清楚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成的罪恶,认识过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同时号召他们参加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运动,并教育他们彻底了解及拥护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二是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应用有效的办法,培养一般信徒爱国民主的精神,和自尊自信的心理。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同时提倡自我批评,在各种工作上实行检讨,精简节约,以达到基督教革新的目标。

为达到三自爱国运动以上目的,《三自宣言》提出了具体办法:一是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凡是仰赖外国人才与经济的,应拟定具体计划,在最短期内,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二是今后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在宗教工作方面,应注意基督教本质的深刻认识、宗派间的团结、领导人才的培养和教会制度的改进;在一般工作方面,应注重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教育,及劳动生产、认识时代、文娱活动、识字教育、医药卫生、儿童保育等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三自宣言》全文,公布了第一批签名的1527名基督教人士的名单,发表了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鼓励信徒响应宣言,称这是一次“脱离帝国主义影响而走上宗教正轨的爱国运动。”是一个“蓬蓬勃勃的改革运动,……这个运动的成功,将使中国的基督教获得新的生命,改变中国人民对于基督教的观感,因为他们使自己的宗教活动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活动划清了界线,而不互相混淆。”从此,9月23日,即《人民日报》发表《三自宣言》的日子,成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纪念日。195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开展响应“基督教宣言”运动的指示》,自此,签名运动在全国势不可挡,自1950年8月至1951年4月的8个月内,签名者达18万,占全国基督徒的18%;据1954年最后公布的统计数字,在宣言上签名的基督徒共有41万7千多人。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云南基督教会积极响应三自爱国运动。50多年来,云南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其历史功绩和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变了基督教的“洋教”面貌。基督教、天主教被中国人民习惯称之为“洋教”,是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华民族的近百年的屈辱史中,基督教传教差会对我国的传教活动,也被帝国主义所利用。另外,中国基督教会基本上听命于外国基督教在华传教差会,受外国差会的控制和管理。基督教在云南传播的初期,绝大多数教会都受英国的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英国在华势力的削弱,美国逐步占据了英国留下的空白,势力逐步得到了加强,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成为抗战的大后方,美国的势力更为集中,许多原属于英国系统的教会转而接受美国的经济资助。如云南圣公会自1935年起,逐步向美靠拢,至1948年在昆明成立云贵教区时,完全为美国人所控制。云南五旬节会、内地会、圣经公会等原属于英国系统的教会,先后转入美国系统,接受美国人的津贴。基督教原本是一个讲仁爱、传福音、爱和平的宗教,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华民族听到帝国主义的隆隆炮声,看到了为瓜分中国,为用武力取得了在华传教权而碌碌工作的外国传教士,看到了外国传教士对中国人民被外国侵略者凌辱的漠视,看到了外国传教士借助不平等条约和保教权在中华大地上横冲直撞。凡此种种,使中国人民无法不把传教士列入西方侵略者阵营的一部分。由外国传教士控制和管理的中国基督教会,无法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可能植根于中华民族之中。

三自爱国运动使中国基督教界掌握了中国教会的领导权,使中国基督教会成了中国人民独立自办的宗教事业,通过艰苦努力,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认可,也使基督教在中华大地得到了正常、健康的发展。

二是激发了信徒爱国爱教的热情,号召基督教徒成为好公民、好信徒,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爱国主义是凝聚全国人民的一面旗帜,三自爱国运动,自始至终都以提高中国基督徒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觉悟为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结束了中华民族长达百年的被侵略、被凌辱的历史,中国从真正意义上成了主权独立的国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但是,建国初期,在中国基督徒中间,由于长期受殖民教会的熏陶和影响,中国基督徒对洋人存有盲目的敬畏心理,民族意识淡薄,爱国的政治责任感严重缺乏。教会内的反动分子利用中国教徒的这种心理,以种种形式阻止信徒支持和拥护新生的人民政权。如前文提到的浸信会美国传教士永生文于1949年指使澜沧等地传教士组织了“四大民族同盟”,以“反汉独立”为口号进行分裂活动;浸礼会传教士在陇川县景颇族地区组织成立了“中国山头族办事处”等。由于一些传教士的恶意指使,摆在中国基督徒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接受外国教会当局的指令,与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抗,甚至搞武装叛乱。二是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走上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相一致的爱国爱教的道路。中国基督教的有识之士选择了后者,云南基督教会的有识之士也选择了后者。50多年过去了,云南基督教会在三自爱国运动的指引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以《圣经》为教导,帮助基督教徒认清自己作为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云南省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和云南省基督教协会及各级基督教“两会”积极参政议政,在各级人大和政协中为国家的建设献计献策,为扶贫、救灾、捐资助学、开办敬老院、参与希望工程等作出了自己应有的努力,为国家稳定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是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基督教会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虽然国家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将它写入宪法,但是50年代末的极“左”路线,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宗教界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后,云南基督教既缺人也缺钱,更为严重的是,广大基督教徒对党的政策缺乏信心,甚至隐瞒自己的信徒身份。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深入人心,但是,一方面,一些基督教教牧人员和信徒没有正确、全面地理解其内涵,出现了局部地区乱传、乱发展,不服从政府的领导和管理,异端邪说此起彼伏。另一方面,一些地方的干部没有正确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干涉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生活和合法的宗教活动。因此,三自爱国会和各级基督教爱国组织,在引导信徒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范围内活动,走爱国爱教的道路,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基督教界的合法权益,保障基督教徒的合法权利等方面,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

四是改变了中国历史上基督教宗派纷争的状况,使云南基督教进入“后宗派”时期,在基督教的合一运动中走出了新步伐。中国基督教会因为直接源出西方教会,把西方基督教分裂成为各种宗派的问题移植到了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基督教有70多个宗派,由外国不同宗派的差会划分势力范围,分而治之。云南基督教的情况也大致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在云南传教的组织主要有内地会、循道公会、神召会、五旬节会、安息日会、浸礼会、浸信会、圣公会、长老会、中华基督会、基督会、滇中伯特利教会、中华国内布道会、青年会、路德会和信义会,除了上述分布较广、影响较大的传教组织外,还有圣经公会、美以美会、小群会、贵格会、十字军、中华基督教文字布道会、圆通街基督教青年聚会处、墨江同心会、下关自立会、边疆福音会、东庄福音书房、三义铺基督教聚会处、临沧自立会、基督教云南布道会、真耶酥会、恩典院、云南基督教自立会等教派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基督教会在外国差会的控制下,宗派林立,四分五裂,彼此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外国传教士大部分撤退,三自爱国运动发起后,至1952年,云南基督教会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但是不同宗派仍继续存在。基督教各宗派的总的信仰是相同的,只在某些教义、礼仪各有侧重,三自爱国运动加强了宗派间的团结,大力提倡相互尊重信仰的原则。1958年以后,在信仰和礼仪上提倡互相尊重的原则下,一些基层的教会自行组织联合礼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云南基督教会逐步恢复教堂礼拜,信徒不分彼此,共同参与,原来各宗派的全国性和地区性组织已不复存在,1981年云南省成立了全省性的教务组织“云南省基督教协会”。

三自爱国运动,使广大基督教徒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方针,实行各教派联合礼拜,不再以教派的名义命名教堂或教会组织,在教会合一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编辑: liguo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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